2020年5月29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“切实实施民法典”举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，“要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，加强对青少年民法典教育”。正如王利明教授所指出的，民法典是私权保障的宣言书，标志着一个权利保护崭新时代的到来。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所充分体现出的国家治理效能差异，以及背后所反映的法律制度、法治理念乃至法治文化差异，让我们对“权利保护”有了新的认识。而包含民法典教育在内的青少年学生法治教育，一方面涉及到青少年学生本人正确法律意识、法律素质的养成，青少年学生的权利观、法律观也涉及到公民、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处理，因此更需要通过民法典厘清青少年学生在教育中“权利保护”的内涵，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的统一性，以及其所反映的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建构。

  一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引发的权利保护反思

  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，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世俗国家，中国人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证明“政府是必要的善”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完全是可以良性互动的。尽管我们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，但至少从疫情防控来看，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模式，体现出了它的优越性，这当然也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优越性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而在该良性互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背后，事实上也蕴含着我们独特的法治理念与法治文化，即一方面在公权力与私权利关系上，规范公权与保障私权并行不悖；另一方面，在私权利与私权利关系上，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是相统一的。因为人终究不是独立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社会是由人和人组成的，“自由”的反面，除了可能是“专制”，也可能是“自律”，脱离社会责任而谈绝对化、泛滥化的权利，很可能毁灭的是人本身。

  二、青少年学生法治教育应注重权利与义务的统一

  首先，过去一段时期，受西方“民主还是专制”话语范式的长期影响，西方政治学、法学、新闻学等一大批社会科学在中国有非常高的影响力，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“公知”现象。但随着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迅速实现崛起，一元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开始受到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冲击，特别是中国整体社会面貌的快速改善和民生的不断进步，让民众在国际比较中得以直观的感受到中国的发展成就，也意识到中国道路的正确性、优越性。与此同时，一场新冠肺炎疫情，更让中国模式中“人的生命、健康至上”的价值观优势得以在抗疫实效中充分彰显，也让上述西方权利观、法治观的固有“基因缺陷”暴露无遗。